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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天价钉子户获赔1700万夫妻劳燕分飞

来源: 2018年07月19日

中国天价钉子户获赔1700万 夫妻劳燕分飞隐居于世

核心提示:中国“最贵钉子户”,他们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,现如今又在哪里?过着怎样的生活,巨额补偿款又是怎样处理的。

蔡珠祥、张莲好夫妻,曾经是闻名全国的最牛钉子户,当日并肩作战的两人如今已经分开,各自隐居在城市的两头

中国天价钉子户获赔1700万夫妻劳燕分飞

,小心翼翼地生活。 人们知道他们,是因为“天价钉子户”这个响亮的名头。事实上,他们的人生远比“天价钉子户”要丰富、跌宕许多:早年男方偷渡香港,流落南美淘金,几十年后仍旧两手空空回到深圳;在深圳改革开放的背景下,宅基地上建起小楼收租富裕度日;几年前在城市化城中村拆迁进程中,成为最牛钉子户因1700万巨额拆迁赔偿名噪一时;曾经情比金坚的两人,获得赔偿后劳燕分飞,隐居于世……

一次次冒险、一次次抗争、一次次离别、一次次选择、一次次等待,一个人的生命中那么多的偶然,其实映照着历史的必然。他们的故事,是深圳原住民在这几十年中的时代写照。

2007年,蔡珠祥的6层小楼成了拆迁空地上的孤楼。

蔡屋围村民的回迁楼。?

偷渡客

当时宝安农民一天的收入是7毛钱左右,而香港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约70元港币,悬殊近百倍。蔡珠祥加入“逃港”大军,偷渡香港,开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。

蔡珠祥、张莲好已经分开了,1700万拆迁赔偿分成4份。他们俩和儿子、女儿各一份。为了避免冲着巨款而来的恐吓和危险,两位老人换掉了之前的,散在城市的两个角落各自居住,与之前的生活彻底断了联系。

而上世纪60年代,他们曾经是蔡屋围村最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,郎才女貌。张莲好是来自广州的知识青年,到蔡屋围村大队插队,有些文化,梳着一条黑亮的大辫子,面容清秀。蔡珠祥是村里大队的手扶拖拉机手,喜欢冒险,富有朝气,能让拖拉机在土路上开得飞快。“那个时候可以开拖拉机的,好比现在开劳斯莱斯的,厉害得很啊!”蔡许生(化名)是蔡珠祥的发小,在他的记忆中,蔡珠祥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,曾经风光无限。

1969年,蔡珠祥与年长他3岁的张莲好成为夫妻,有了一个儿子,全家每月的收入不到30元。1972年,张莲好又怀孕了,本就拮据的生活可能更加困难,蔡珠祥决定加入“逃港”大军,偷渡香港,开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。

在内地,蔡珠祥是风光无限的手扶拖拉机手,但是到了香港,他成了一文不名的下层劳工。和很多逃港内地人一样,蔡珠祥在香港只能从事一些廉价劳动力的工作,洗碗、粘纸盒、做清洁,不过干得最多的还是建筑工,因为挣钱更多,每月300元。对于年轻的他来说,有力气,身手灵活是最大的优势。当时内地对香港的宣传是黑社会横行,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然而令蔡珠祥惊讶的是,这里的生活水平比内地高许多,香港居民还用上了洗衣机和电视机。

生活在一水之隔深圳的张莲好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在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农村,她作为一个外姓女人,带着一双儿女,跟村里人的关系并不好,还受到排挤。有蔡屋围村的村民猜测,这也是后来张莲好下定决心要争取赔偿金、坚决不要物业补偿回迁的最主要原因,她不愿意再与村里人住在一起,她要在拆迁中扬眉吐气。

1974年,香港政府实施“抵垒政策”,内地非法入境者抵达市区,只要能够接触到香港的亲人,就可以登记领取香港身份证。而在该日期之后抵港的非法入境者,则会立刻遣返内地。这一年,蔡珠祥得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证。然而,他没有想到香港居民的身份,令他在1992年深圳农村城市化改革中,失去了在村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的资格。不过,也正因为这个身份,为他在后来拆迁的博弈中得到了特别的关注。

1979年初,在朋友的建议下,这个血液中流淌着冒险基因的年轻人决定展开更远一次的冒险——偷渡美国。但是,这一次他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南美国家厄瓜多尔,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。在南美的近10年中,蔡珠祥甚至放弃了回国的念头,与当地人结婚生子。直到有一天,一个广东华侨告诉他中国已经改革开放,深圳成为经济特区,已经不是他离家时候的样子了。

1988年,蔡珠祥从南美飞到香港,过境回到深圳。关于他回来的方式,村里人有两个说法,一是他购买了一张从厄瓜多尔飞往香港的机票,返深;二是张莲好借了2万元美金,去厄瓜多尔把阔别多年的老公接了回来。那一年,蔡珠祥38岁,张莲好41岁,他们分开已经整整16年了。此后,他再没有见过自己在厄瓜多尔的孩子。

包租公

1996年,蔡珠祥和张莲好花了100万元,将之前的小楼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层小楼收租。蔡珠祥和张莲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富足和安定,蔡白天去喝茶、四处逛逛,张则每天去荔枝公园散步、偶尔和村里人打打麻将。

蔡珠祥在外漂泊,也许他并不能完全理解妻子在家的艰辛。一个外姓外地女人在村里孤立无援,举目无亲,最多的时候她做了包括清洁工在内的五份工,生活仍艰难坎坷。1982年,她用自己打工的积蓄和丈夫寄回来的钱,在8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一栋两层小楼。在几个受访的村民记忆中,这个女人的性格也越来越“硬”,有时候甚至执拗,很难说话。她在村里很少和别人搭讪,也很少与人产生矛盾,每天早出晚归,行色匆匆,异常忙碌,脸总是绷着,前额的头发倔强地立着。她就像热闹的蔡屋围村中的独行者。

1992年,深圳开始第一次城市化改造,4万多持农村户口的“农民”一次性转为城市户口,在原村委会基础上也组建了股份公司,村民参与分红。但是,由于张莲好不是“本村人”,蔡珠祥又是港人身份,所以他们二人均不能参与村股份公司的分红。虽然,农村变成了城市,村民变成了市民,但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均没有纳入城市化管理,村股份公司也没有摆脱以宗亲为纽带的血缘股、家族股等。

由此,深圳的农业已经基本消失,城中村的村民们在祖先留下的地上“种”越来越高、越来越大的房子,他们走上了这条毫不专业的房地产经营之路。一开始,蔡珠祥对无业儿子的前途十分担心,儿子甚至买瓶啤酒都要问张莲好要钱。1990年前后,和村里人一样,蔡珠祥也投入了第一轮的抢建风潮中,将自家房子加盖到四层,外墙上贴了光洁的瓷砖。村子里住满了外地奔赴深圳的淘金者,滚滚而来的租金让蔡珠祥觉得漂泊海外打工有多么不值,他也不再担心儿子的未来,因为靠房子收租,根本不需要工作。

整个城市的开发改造带动了蔡屋围价值的提升,原住民成为了最大的获益者。

此后,随着越来越多涌入的外来租客,村里的房子也不断“长高”。1996年,蔡珠祥和张莲好花了100万元,将之前的小楼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层小楼。村里的楼房多方正,六七层高,除了一道楼梯外,所有的空间都被分隔成一个个单独的房间,分别出租,每间租金元不等。在村里人的小楼中多是一房一厅等“小户型”时,不甘落后的蔡珠祥夫妇则选择了三房一厅的“大户型”。也许是因为蔡珠祥认为,“大户型”更加气派、风光,也显示自己在海外多年见过世面,与村里人不同。阔绰的大开间套房确实让他们在村里风光了一把,但是到了实际出租的时候,每平米的实际收益和出租率却不如小户型。因为租住城中村的多是城市低收入人群,他们之需要一间房,一张床,却不需要落脚点有多宽敞、多舒适。如果全部是一房一厅的小户型,6层小楼至少可建30套小房出租,每月坐地收租总额至少要比现在的万余元翻一倍。

尽管如此,蔡珠祥和张莲好仍旧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富足和安定,蔡白天去喝茶、四处逛逛,张则每天去荔枝公园散步、偶尔和村里人打打麻将。也许是巧合,他们拥有的深圳市罗湖区蔡屋围老街坊12号小楼,正是后来建成的京基100大厦的大堂位置所在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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